联合国电台华语广播

　　不久前，三位在中国的知名人士荣获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其中一位就是有着"中国公关之父"之称的宏盟集团(Omnicom Group)副总裁、艾滋病规划署特别代表杜孟先生。大约在20年前，杜孟从法国来到中国，并创办了当时中国的第一家公关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杜孟又把精力投入到包括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的多种慈善事业中。最近在前往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会议期间，杜孟接受了联合国电台记者肖凡的专访。

　　记者：您为什么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您对于获得这一奖项有何感想？

　　杜孟："获得这个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非常高兴。那天包括著名运动员姚明也拿到这个奖，他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拿到这个奖我感到特别荣幸，我觉得我的贡献不一定有那么大。我认为在艾滋病工作（方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贡献。一个运动员，就像姚明，他可以用他的名气，他的说服力就让别人改变他们的态度。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负责人Peter Piot（彼得-皮奥）经常说，在艾滋病方面，记者和做传播的人可以比一个医生可以救更多的命。实际上，他第一次和我开会，希望我做慈善大使、特别代表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这句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考虑了，我就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当然是用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是我们的关系网，一方面是我们的资源，当然我下面的公司都是做传播的，传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一方面就尽量去做我能做的工作。2003年，我在中国组织了大概是第一个艾滋病方面的名人慈善活动，是一个晚会，正好那个时候是SARS刚刚开始，我们大概是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大型活动，有600人，有很多明星参加，包括香港的一些明星也来了。那么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就请了许多企业家，很多记者，很多明星，很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大使，在北京的好几个大使都出面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艾滋病对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从SARS以后，2003年以后，就开始非常重视这一点，然后中国政府就对艾滋病这一点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的变化。"

　　记者："2003年，您在非典期间被北京市政府聘为高级顾问，您当时都提供了哪些建议？如果，现在让您来担任艾滋病方面的顾问，您的建议又是什么呢？"

　　杜孟："首先，作为一个专业的顾问，我从来不谈我做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不但是北京市政府，也是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首席顾问，特别顾问。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工作，主要就是让中国人和全世界，了解真实的情况。因为在一个危机当中，有很多谣言，有很多人害怕，不了解情况，那你就必须要管理这个信息，管理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们就给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WHO（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专业的信息，怎么样去处理危机，主要是在传播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老百姓特别害怕；那个时候，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可以跟你说，我在法国的朋友，我在美国的朋友，那个时候都紧张得不得了。所以去管理这个信息，就是一方面提供准确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就是让人们保护自己，也避免产生panic（恐慌）。"

　　记者："您认为SARS、艾滋病以及毒奶粉这些问题都不仅仅是卫生事件，也是社会事件，处理这些事件时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杜孟："你刚提到的三个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不能一句话就说应该怎么做。但是有一点，如果在传播方面，我觉得透明度是最重要的。艾滋病的特点是因为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他们就排斥得了艾滋病的人。不管你去解释多少，这个不是用头脑，就要用心。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像姚明，或者一些明星，去出面做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人家喜欢他们，尊重他们，是他们的偶像，他们就会听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参与这个工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有道理的。同样，有些象征也很重要，比如2003年温家宝和胡锦涛去地坛医院看病人，这种象征就像戴安娜王妃最早在英国做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领导不去做这个工作，整个社会就不会跟踪。社会会不会跟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最起码你必须要有领导去说，我自己不害怕跟一个病人握手，我自己不害怕拥抱一个病人。我认为这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单是一个象征。"

　　记者："杜孟先生，您来自一个西方国家----法国，但却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您认为东、西方在看待艾滋病问题上有什么不同？"

　　杜孟："在认识上，西方国家对这个病的了解大概比较深一点，大概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在美国，在欧洲，但是对歧视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不管你做多少教育，你会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必须要继续做这个工作。歧视的根本原因是：人家不喜欢不同的人。面对一个不同的情况，很自然就有一个排斥的反应，很容易就引起歧视。

　　记者："您认为在中国艾滋病人受歧视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在中国受歧视的原因与在西方有什么不同吗？"

　　杜孟："实际上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的。艾滋病涉及到很多方面，而且是人家不愿意讲的方面，性、吸毒，一些性的行为，等等。因为这些问题，使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变得那么复杂。艾滋病不但是一个卫生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各方面去解决。那么，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大概唯一的差别。也许在西方国家，现在在法律方面，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法律，就是保障你不能歧视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拿法国举例，你就不能因为你知道某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就把他解雇。任何一个公司这么做的话，就要负法律的责任。这个是要做的一些工作，现在中国也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法律是一方面，但是改变法律实际上比改变社会要容易。改变社会，改变人家的态度，需要陆陆续续地做，要去解释，然后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态度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我自己很有希望，因为我在中国的时间比较长，我二十多年以来就在中国，中国人特别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思想和生活方式，改变得特别快。这二十年以来，我自己就看到，现在跟十年以前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有希望的，很可能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西方人改变得快。"

　　记者："可能在西方国家，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问题方面比较活跃，在您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

　　杜孟："现在最大的不同是，目前中国的非营利机构不够多，因为目前法律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出来，所以你就不能设立一个，尤其是外国的NGO。我知道政府现在正在考虑这点，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变化。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必须要依靠社会，那你如果没有NGO，没有机构去组织这些工作，就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工作。所以我相信，通过四川的地震和奥运的成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在中国就会看到一些变化，而且我觉得这些变化，对艾滋病和别的问题就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记者："杜孟先生，您认为还有哪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吗？"

　　杜孟："我认为在艾滋病方面，每一个人就可以做贡献。你不一定要有很多钱、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是一个大明星，才能参与这个工作。你第一个能做的事情，是自己改变自己的态度，就是考虑你如果有一天认识一个得了艾滋病的人，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自己能做哪一些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做一点，就可以影响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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