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电台华语广播

　　邹骥："现在全球变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18世纪，也就是1740年，就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那个时代到现在，累积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在过去260多年里，工业化国家----先行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排放、累积的结果造成了今天的排放，但另一个事实就是，印度、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新增的排放量是由这几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几个发展中大国他们做的主要贡献。所以，今天的图景是气候变暖是由于这些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造成的，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会影响未来的排放量。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就是已经排放很多的这些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要增加新的排放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比如说，非洲的一些LDC----就是最不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小岛国，气候变化对于它们来讲就是雪上加霜，甚至于已经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了，那么它们受到的损害也最大，它们也最脆弱。那么如何提高它们的适应能力？解决气候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缓，也就是减少排放，把大气里的温室气体稳定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气候变化已经无可选择，那么它肯定是要暖，冰川肯定要融化，然后更多的暴雨、干旱、台风，那么你怎么去适应它？怎么去防灾减灾？这个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就特别重要，当然对中国也很重要，中国有非常漫长的海岸线，而且中国也深受这些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我们现在的自然灾害----洪灾、旱灾、还有台风等等所发生的频率要比过去多得多，这都跟气候变化有关。"

　　自2000年以来，邹骥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历次谈判。他认为，在中国现在的特殊发展阶段，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深深地触及到中国应当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

　　邹骥："温室气体和能源消费、化石燃料大量消费是有关的，而经济发展又需要大量地燃烧这种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那么就形成一个三角关系，就是经济发展就要消耗能源，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主要能源是煤炭，消耗能源就带来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是温室气体排放最根本的一个根源，那么反过来你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么一种循环。因此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但是解决它又要依赖于发展。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为一个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的问题。其实我们多年来提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这些思想，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经济继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继续得到改善，消除贫困，然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裕，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好，那么它的前提就是需要基础设施，需要铁路、公路、机场、码头，需要更多的建城区面积，更多的建筑物等等，需要更多的能源、电力，中国正好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特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看中国的话，我们中国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是非常不利的：第一，我们的自然资源禀赋----中国是一个以煤为主的国家，我说上帝不公平，他给中东脚底下埋的是石油，给我们脚底下埋的是煤炭，给俄罗斯脚底下埋的也是石油、天然气，那么石油、天然气的碳密度要低得多，要烧煤那么肯定你的碳排放要更多，但这是无可选择的。如果不烧煤，转化成烧油、烧气，油和气需要国际市场的供给，那么国际市场的供给量是有限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不可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而且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和扰动也会很大；再一个挑战是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如果更早一些，比如我们的经济还非常落后，城市化率也很低，还田园牧歌式的，还住着茅草屋，那时候你的能源消费不会太多，或者你非常发达以后，能源消费固然会多，但是你拥有技术、资金、人才；另外，你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少了，那时候，你可能更多地依靠你的金融业、旅游业、你的知识经济，并不一定大规模的依赖这种能源，而恰恰我们正处在大规模的修建基础设施，中国的经济可以说现阶段就是一个大兴土木的阶段，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里人，要给他们盖房子、修自来水厂、处理他们排放污水、然后他们春节要回家探亲，要修路，然后13亿人吃饭，我们不能都去吃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还得靠化肥，因为没有化肥就没有那么高的产量，而且吃饭问题不能全依靠国际市场，谁养活不了你，只能用化肥，而化肥怎么生产呢？这是要消耗能源的----这是吃。我就是从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需求（来着手），那么住，你需要水泥、需要钢筋，需要铝合金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能源的。现在我们的家庭住宅面积在全世界范围来讲，还算是比较低的，而且住房的质量（也有待提高），我们农村也有很多院子，房子，茅草房还有不少，或者这个房子里面没有上下水，这种卫生设施都没有，也没有天然气管道；另外（说到）行，我们还要修路，比如高速公路也好、铁路也好，都需要大量消耗原材料的。现在中国正在解决人民这些最基本的需求。这个阶段我预期还要短则二十年，长则三、四十年才能完成，这么高的原材料消耗就意味着这么高的能源消耗，这么高的能源消耗，又是以煤为主的国家，就是这么高的排放量----我们能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就摆在这个地方呢。在现阶段建设低碳经济，我们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有格外沉重的负担和更严峻的挑战，所以中国要想走上低碳经济的道路，我认为挑战非常严峻。"

　　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发展前景。2007年底，各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一致，将于2009年完成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期满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邹骥表示，为确保发展中国家快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需要在谈判中就突破传统市场机制开展国际间技术合作达成一致。

　　邹骥："我们制定的巴厘行动计划，或者叫巴厘路线图有四个要素：第一个是减缓气候变化，第二个是适应气候变化，第三个是技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国际间的技术合作，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第四个是关于资金，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这几年来我几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技术问题上，因为我有一个信念：要最终解决问题光有一个空泛的目标是不行的，必须最后要实现技术层面的突破，那么这个技术的突破又有很多困难。有人持有的一种观点就是，在过去历史上长期以来有国际上的技术扩散、技术转移，通过传统的国际贸易，以及通过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这样的途径。有没有呢？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芯片、先进的汽车等很多技术都是通过这些渠道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今天咱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全球环境的问题，全球气候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共物品的问题，就是全球大家共同的财富，那么我们要解决它，靠这种传统的市场机制，速度就太慢，障碍就太多，所以我们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就需要一些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就是要克服市场的失效，因为有一些问题市场是不能解决的，特别是公共的财富问题，市场特别是私营企业，它是以营利为动机的，技术在这些国际公司手里，资金也在它们手里，这些企业如果你说只靠它自觉，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迫切需要从制度上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机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把现在已经有的这些先进技术转移到那些最需要它的地方，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

　　以上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专家邹骥教授就气候变化问题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的第上半部，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播出采访的下半部，敬请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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