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电台华语广播

　　在各种危机深化并加剧的2008年，如何应对全球共同面对的气候变暖问题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刻不容缓。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技术转让和革新提高能效、发展低碳经济更是围绕各国有关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重要问题之一。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专家邹骥教授在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时表示，为使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大国快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请听肖凡的报道。

　　邹骥："到今天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有贸易制度，有货币制度、有开发的制度等等，然后还有很多像八国首脑会议、国际能源机构等等......很多机制，但是今天我们要考虑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间的技术合作机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把现在已经有的先进技术，转移到那些最需要它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正在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进程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的，也是不可能等任何人的，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无论如何都要往前走，如果你要等，让他们用现有的、低效的、高污染的技术把他们装备起来以后，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你就无可改变了，因为这些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盖了拆、拆了盖的，这就是我们所以这么强调国际间技术转让的迫切性，但是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局限性：就是很多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好、私人企业也好，他们一方面也在呼吁要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特别还呼吁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你要承担责任、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真想做的时候，涉及到技术从哪里来，钱谁出的问题的时候，我又看到他们很犹豫，他们很保守，有时就退缩了。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里边也规定了他们的法律责任，公约4.5条款就是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而且要以优惠的条件。另外，《公约》里还有专门的条款规定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履约，取决于发达国家对他们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的程度，这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公约》从生效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这个进展仍然非常缓慢。"

　　邹骥教授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新的挑战，因此在设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方面，也应当引进创新性的思维。目前，中国正积极地参与制定有关规则的过程，他为此也提出了三个建议。

　　

　　邹骥："中国无论是政府界还是学术界正在积极地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比如我们建议要建立一个政府间的合作组织，也就是专门的机构服务于促进技术转让、技术联合研发；另外它还要提供一个公共的基金，这就是我提的第二个建议，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支持技术研发和转让的特别基金，这个基金的资金来源第一步还是来自公共财政，大头还是应该来自发达国家----因为它们有历史责任，而且现在他们又有资金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共资金建立后，我们再把它作用于更大规模的私人资金来为这些私营部门提供刺激，比如说通过补贴，通过贷款担保，通过技术出口补贴、通过直接的政府采购、联合研发等等......这样就可以起到一种促进的作用，让私人部门把他们的钱投到清洁能源或者气候有益技术的研发和转让中去，加速国际间的技术转让；第三个建议就是要建立一套关于技术转让绩效的评估体系。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对技术的理解问题，有人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硬件，认为有设备、有图纸就是技术了，但我认为它（技术）是一个综合体，因为有时一个很好的技术，没有基础设施它依然不能奏效，另外最终的检验结果就看它是否促进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促进了节能减排。所以要建立一个评估体系，这样才能导向、才能有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目前国际社会在）包括什么叫技术转让、包括转让没转让、包括转让到什么程度了？转让的效果如何？（等方面）现在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所以现在我们从最基本的这几个方面----政府间的合作机构、技术转让基金、评价标准，从这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国际社会围绕这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最后，我相信这应该是未来国际体制的比较核心的部分。

　　邹骥表示，按照他的设想，技术研发和转让基金应当成为贯穿公共基金与资本基金的桥梁，以政府财政为基础，并遵循市场规则来运作，而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举措。

　　邹骥指出，随着在2009年哥本哈根达成有关气候变化最终协议期限的临近，推动谈判的努力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国际上一些片面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问题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邹骥："我觉得国际上现在在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就是片面地强调排放总量，片面地强调目标，忘记了一些道义上的考虑，我认为值得关注。关于排放总量，必须把总量和人口的数量、包括地理环境、包括幅员结合起来考虑。另外，关于目标，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比如欧盟提出要在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20%，然后八国----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提出一个到2050年削减50%的目标等等，有诸多的目标，目标固然很美好，但是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目标往往流于言词、往往是停留于纸面上，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2050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前人的这些政治家，这些政客他们在什么地方？那时候他们对于能否实现这样的目标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是无从考证的事情。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由谁来买单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那么我更愿意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因为特别是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总在问，你们中国要承担什么样的目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的回答是：中国肯定会随着它的经济实力的提高，随着它的发展程度的提高，相应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事实上，（中国）已经这么做了，特别是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是说得少、做得多，而恰恰有些国家说了很多，而我们却看不到具体的行动。中国为了节能减排，关闭了很多小煤窑、小电厂、小水泥、小化工......代价是什么呢？结果很多人就失业了，很多人失业政府就要拿出基本的生活补贴，或者给他们提供转岗训练，要花很多钱的。这些失业者个人也要承担很大的代价。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在地做出了牺牲或者做出了贡献。另外，从公共财政开支上，无论是从科研经费，无论是政府的购买和投资，据我所知，在节能减排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增加。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已经减了非常大数量的一个排放，至于中国什么时候承诺？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什么时候中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什么时候中国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那个时候，中国就具有去做这种承诺的条件了。"

　　以上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专家邹骥教授就气候变化问题接受联合国电台专访的下半部，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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